Chained Dogs
 
long road
相信那是好的时候,一切都会好的
rir @ 2010-12-04 22:51

一股液体流经西海固
作者:徐敏霞

我没有一脸风尘,很失望吧?
  新结识的一位香港朋友知道我在宁夏的山区支教,奇怪我没有一脸风尘,我想他很失望吧;父母发现半年来我只是黑了点,没有吃到他们料想中的苦头,我想他们很失望吧;编辑们委婉地一再提醒我把西吉人民生活的艰苦细细描述,我越写越欢快,我想他们很失望吧。整整半年晃晃悠悠地过去,很多人为我的笃定失望着,我看上去却为什么这样波澜不惊?
  前不久在香港遇见了一别两年的王蒙老师,他说,你怎么跑到西海固去啦?张承志不是喜欢写西海固吗?现在那里的人都吃上饭了吗?以前有人说穷是因为他们不爱劳动,是这样的吗?
  这恰恰正是我最初记住西海固这个名字的时候,对那个地方的全部了解。看过西海固疏松贫瘠的黄土和满山的梯田后,我只能回答,一言难尽。
  2002年的一天,我强烈地发现,一个人的未来如果都在别人的预言里,将是极大的一桩恐怖事件。那一天我已经是大学毕业班的学生,自己写的书还飘着油墨香,看着自己编剧的电影猛地看不下去,急急忙忙把电脑关掉。原来,我从来对自己的生活状态都是不满的。那一天之前我的朋友们叫我豆腐,敏感易碎;那一天之后我还是被叫做豆腐,内心却已经长出一团刺,时时要扎一扎最亲近的那些人,提醒他们:我不是你所想的那个样子。
  “我不是你所想的那个样子”,成为我最后选择去宁夏西海固当一名志愿者的全部理由。我爱我的朋友我的父母,我爱见证我成长的城市,但当一些从不被细想的隔膜终于体现出来时,我能体会真心,但仍然感到遗憾。我为这样一次冲动简单的逃离想出了无数功利的借口,仅仅为了使我在意的人们能一致赞同我的决定。他们的支持实在太重要了,只有自己明白二十年随波逐流的习惯会时时教我动摇。而对于那些浮光掠影的“真了不起”、“很羡慕你”,我统统一笑了之,他们也能够的,可他们不愿意,我没有扎他们的欲望。
  我去继续生活。我确信我能够的。别人能活我也能活
  “要吃苦了。”从2002年11月确定了支教的事情以来,我整整听了大半年这样的话。我也日日在揣摩,自己应该以怎样的方式在“不适合人类生存”的地方生存下来。不过我导师张新颖先生觉得我是庸人自扰,照他的说法就是“去经历它”,“别人能活你也能活”。我说,生活困难也就罢了,难耐的是单调,他答“那你就去记下这单调”。我能很快地领会他,因为那也正是我心里已经有的答案。他曾经给过我一个第二届支教团师姐的联系方式,我没有联系,实在不想让自己尚未成行就有成见,我希望西海固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全新的地方。
  因为非典的原因,原定在北京的培训被改在了西安。没有熟人给过我经验性的指导,所以我也不清楚究竟是非典过后人们对生命的越加宝贝,还是历来如此,不少人都悲壮得很。出发前一晚,我们这个城市的高校中不知谁发起了一个临别的召集会,说了很多豪情万丈而又沉痛的话,一脸凝重,搞得像敢死队。自我介绍时,我说我来自上海。就有人感叹,一个上海女孩子跑到西部去了。我想我不该,但仍然在心里暗暗“嗤”了一下,想,才多大的一点事儿呢?你们去赴死吧,我去继续生活。我确信我能够的,“别人能活我也能活”。
  刚刚当上老师那会儿,还遇到了一个企业家代表团,他们是来西吉县捐赠希望小学的。那些和我们父母一样年纪的中年人,看见我们就拉着手问:“该怎么过呢?恨不得把你们都带回去。”此番住在有水厕的西吉宾馆,他们已经难耐地想走,怎堪想象无数便便堆在一起的乡下旱厕呢?他们都是插过队吃过苦又经历了遥遥无期的等待的人,看到我们吃苦,他们一定想到了自己在澳洲在新西兰的孩子,所以不忍。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在他们委婉地问起时,不节制地描述乡下的如厕问题,再三强调旱厕的妙用在于气味难闻不恋栈,可以防止痔疮;冷风吹了肚子可以治疗便秘。看到他们仓皇地打道回府竟然涌起恶意的快感。然而我的内心真的是很孤独的。
  香港中文大学的一个助教送我到机场后问:“第一次来香港很激动吧。”在我温吞水一样的性格中的那一点点激动已经都交给西海固了。从一个城市到一个城市,区别很大的么?
  前二十年,我没有在上海以外的地方长时间地生活过,和很多西海固的人,和很多的香港人其实是一样的。但张老师说:“一个人在年轻的时候,宽度要比深度更重要。”所以我要在期末的时候抛下我深山里的学生,跑到花花世界去告诉那些说中文的来自各地的中国人,有个地方叫西海固,你们不要只看见香港,城市人的自我感觉良好是多么没来由,其实和乡下人一样只能看到自己的鼻尖;即使两三周后我就放寒假了,我也要独自一个人摸回深山,给我的学生看看记录城市真实面目的照片,叫他们好好学习,不是一切都可望而不可及。
  那些为了使自己的心灵达到震撼的幻想,将会把真正生存在这里的农民逼到怎样的困境?贫困县的“贫困”不是死去的标本,它也在发展的
  西海固到底有多穷?可以肯定的是,即使张承志的西海固不是他想象中的那一个,而是真实存在过的话,现在也早已是过去式了。忘记我们是从哪里风闻西海固“贫穷甲天下”的说法的,可以肯定的是一定为官方途径。当我们中的谁,口没遮拦跟当地人这样转述时,换得的是一点小小的尴尬和不快。就好像不应揭人家的伤疤,戳人家的痛处。我们也知道有错必改,出门在外当处处小心,所以从此不再提“穷”这个字眼。然而此后,“我们这里很穷吧?”却成为初识的西海固人对我们提出的保留问题,并且不容你客套否定;甚至有的时候许多日用品的价格超出上海许多,仍然有人要往家里搬,使你打心眼里质疑“穷”的底线到底是什么,可说出来了也会被论作虚伪处。作为一个还没有彻底脱尽爱面子习气的上海人,我不是太习惯别人在我面前哭自己家里有多穷的。于是我不伦不类地说:“还好还好。”做买卖的立刻加了价,把东西高价卖给我们。穷好像也是一种资本,可以要挟别人来做点贡献,而城里人是应该多做点贡献的。我们不管西北的民风是否悍,通常是要理论的,连讨价还价也不会,不是全面发展的研究生。
  校长说:“我们这里的物质水平要比大城市差五十年吧?你们恐怕要过不惯。”我说,我小时候住在嘉定乡下,也不过如此,也就十几二十年的光景。他并不相信。小赵老师说,她们天津农村有的地方现在还和这里差不多,他更觉得我们在说胡话。他们曾经见到过的城里人大概是很富的,每周包一辆车上地级市转悠去;我们的到来也许稍稍平息了当地人的些许仇富心理,脸裂了涂两毛钱一支的“棒棒油”,天冷了买八块钱一双的“棉窝”,入乡随俗也表示对当地人民的尊重。我半夜从固原火车站坐车回上海,转道去香港,送我的老师看着我被炉子烧了两个洞的棉衣和爸爸炒菜时穿的外套,终于忍不住嘱咐我回去一定要好好打扮打扮,“人来了不到半年就变土了,丢咱们西吉人的脸。”好,那我就打扮打扮再去香港。我常常会把理想中的自己的状态想象成液体,在什么载体中就是什么形态,但自己又是自己本身,有拘束可以,没有拘束也可以——在上海这个容器里就像上海那样规矩;到了三合就自然而然变成一个野孩子。
  我们做事总是习惯讲意义,那我来到穷乡僻壤的意义又是什么呢?这里的老师说:“不来西部,你们的生命不完整啊,贫穷磨练了你们。”不知别人如何,我们几个人还是有点不服气,能承认的仅仅是过去二十年所教会我们的东西,这里还真能用得上,生活上是一帆风顺的,当地人吃什么,我们就吃什么,即使一点点习惯上的差异,如生个炉子之类也上手就会;也没有如校长说的,“四面环山容易让人心焦”,有庄稼的地方可以撵野鸡,有灌木丛的地方可以撵兔子,未必能撵到,但野味自己烹调起来还是很出色的。一定要强求意义,只能说,我发现自己竟然到哪儿都能活。我去固原市开团代会时,其他县代表团里的志愿者代表在描述他们的艰苦,见到我会谦逊地笑笑:“其实还是复旦大学被分在西吉的志愿者最艰苦,他们连电视都不能看,澡也不能洗,寒假回家也比我们晚。”我又不合时宜地告诉他们我们自己杀鸡洗死兔子,弄得两手鲜血,上海正在流行吃兔头,我们已经实践过了,吓得女孩子们惊愕地张大了嘴巴。
  我并不怀疑这里的贫穷,但不可否认的是贫穷远远还没有威胁到我们。我们生活在乡上公办的学校里,教师是乡下的高收入人群。我们有水喝,有饭吃,有衣穿,有房住,有火烤,有电话就有网上,我们离原先的生活还不是太远。我不甘心的是总没有机会让真正贫穷的人,把他们的贫穷告诉我。我向来不太尊重别人告诉我的经验,总是固执地要自己走一遍看看。
  其实在对贫困的标准问题上,城市人也存在极大的认识偏差。西部的贫瘠在想象中似乎应当一片雪白的盐碱地,寸草不生;人民衣衫褴褛,牛羊瘦骨嶙峋;失学儿童遍地,校舍东倒西歪。这些都是讲“贫困”时必备的要素,缺一即难以达到他们的“期望值”,可以被称为“那还算可以嘛”。我们在雪地里拍的照片就被一小弟认为,如果是盐碱地就会震撼他的心。我给香港朋友看我的学生点着蜡烛在教室里看书的数码照片,因为闪光灯太亮,夸张了蜡烛的效果。他们说:“哇,这蜡烛真厉害,可以点亮一间教室耶。现在已经点得起蜡烛了么?我们在电影里看到的是连灯也点不起的。”我好像应该多少做出点受伤害的样子,然而我是可悲的城市人,我早已预料到我将受到的周星驰般的无厘头,所以只是报以一笑。我们有时会否意识到,我们的心灵已经越来越难以受震撼?那些为了使自己的心灵达到震撼的幻想,将会把真正生存在这里的农民逼到怎样的困境?贫困县的“贫困”不是死去的标本,它也在发展的,它的人民也有
  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只是它的步伐太慢了,被我们远远地甩在了后面。
  我接触过一些十分有心扶贫的捐助者,他们对西部怀有深深的同情和好奇,他们希望自己的捐助能够给一些成绩优异的孩子雪中送炭,而不要锦上添花;也希望受助的孩子能给他们写写信,说说当地的情形。短暂的交谈中,我知道他们的工作都很繁忙,在一个人人都匆匆赶路的冷漠的物质世界中,他们能抬起头环顾四周已经实属难得,可我又哪里有能力在三言两语中跟他们说明白,锦上添花也很可贵,真正需要雪中送炭的人可能早已辍学在家;成绩优异的孩子大都很懂事,他们在宿舍起早贪黑地看书,周末回家是要做家务照看弟妹的,我不觉得他们比城里人更有空闲的时间来写信。捐助,并不是能拿出钱来就万事大吉的。在西吉各处的乡村学校,都会有一些“慕名”而来的企业捐赠现代化的教学设备,比如我所在的三合乡三合中学就有李嘉诚捐的机房和卫星接收器。可是,谁来养护呢?养护的资金从哪里来呢?日常的用电开销已经接不上,教育局规定不能从学生头上摊派,又哪里来额外的钱来支付这笔用度呢?机房不能开放,无异是废铁一堆,加上学校的郑重,必派专人看管这固定资产,孰不知,电脑非黄金,并不是保值物。说着说着问题就回归到捐助是否在于大手笔呢?
  我有很多小学生朋友,我们一起去爬山。他们从不瞻前顾后,不在意自己的仪态,用尽身体的各个部分奋力前行,他们还都是轻盈温暖的液体
  和我在一起工作的小贺老师从报纸上剪下一张苍老愁苦的老农的半面肖像,把它放在自己的皮夹里。我们试图在西海固寻找这样的老农,给他们照相时他们总是双手架在锄头上站定,然后笑了。他们为什么要笑呢?小贺老师很愁苦。他是经济学的思路,他曾经是不是想过要量化幸福?而我又凭什么断定此刻一个85岁了还在地里施肥的老农心中一定很幸福?或许人家只是认为拍照应该笑的而已。那么农民的愁苦究竟在哪里?
  每登上一个山头我们就要心酸,那些关于农民不愿干活的传言真是冤枉。退耕还林除了对生态的维护,还旨在向外输出剩余劳动力。而农民们的观念尚未如此与时俱进,不劳动靠补贴,就会被人说懒,他们就不断开荒,开在陡峭的斜坡上,开在几百米高的山顶上。贫瘠的土质,即便是开荒又能多收成多少呢?而开荒所带来的危害,显然不是普通的农民可以预见得到的——土地将更加贫瘠,水土流失将更加严重。山体滑坡,道路塌方,大风扬沙就是随之而来的连锁反应。出校门,我们每走几步就能看到一个深谷,那完全是人力和自然的共同杰作。
  远远不似表面上那么波澜不惊。各种矛盾复杂的想法,从来了西海固后就一直充斥着我的心胸。黄土高原在我心中最初的抽象概念是人类生存的伟大。然而,人们又为什么一定要固执地坚持在这里生存呢?常识告诉我们,祖先总在不断地迁徙找寻适合自己生存的地方,那么是一种自我防备还是一种惰性?我们的同伴小乐在另一个乡的中学教初中,“十一”假期前布置学生写作文,一个学生竟然用声讨的口吻写道:“你们这些城里人有钱哪里都可以去;我们穷,我们假期只能回家干农活。你知道么?我长那么大,连县城都没有去过。你说这是为什么?”令我们这些千里迢迢赶来的新老师都羞愤难当,一致认为应当让他写检讨,回转来又觉得难以在他的思路上让他服气。一个小小的孩子为什么要将他对贫困的怨恨归罪于他人的富裕?为什么他人的富裕不是教他更上进,反令他希望大家一起烂掉?这应该不是他原发的观念吧。小贺在回收自己的农村问题调查问卷时,发现有学生问:“老师,我们这里很贫穷,如果你是政府,你能告诉我们怎么办么?”
  西吉县城里的人生活安逸,条件尚好,并不困难。县城的孩子告诉我他们只要是县上的人,除了老家就没有去过别的乡下,甚至有人并不知道三合是西吉的一个乡。城乡间的隔绝,其实是相互的。而那些跳了龙门的乡下孩子,走了也不会再回来,无法星火相传脱贫的秘诀。我和副校长的某次谈话,由他问我生活苦不苦开始。我说,或许已经不及五年前来的志愿者们那么艰苦了,毕竟五年的时间,对一个地方来说可以发生很多根本性的变化。副校长摇摇头说,基本没有。他当然指的是物质层面,虽然我不愿意承认,但不能否认的是精神层面肯定也一样微乎其微。焦虑的人有一点点萌动,如果我们给出的答案并不那么容易立竿见影,这种萌动马上就会消失的。我们只能很小心很小心地看住它,再把它交给别人。
  在很多问题上,我们的理想和现实的状况之间相差太大。校长从学校的燃眉之急考虑,安排我们统统去教高中,我们却觉得教小学或者初中,也许对建立一代人的观念来说更有用。当我的学生坚守他们的陋习不改时,我包含了放弃意思的一句话常常是:“你们老了,改不了了。”他们会哄笑一阵后依旧我行我素。小学生不会,小学生偏要好好地做给你看。所以我有很多的小学生朋友,我们一起去爬山。他们从不瞻前顾后,不在意自己的仪态,用尽身体的各个部分奋力前行,很快站到碉堡之上,挑衅说:“你上来呀。”每当这个时候我都会很感动,他们还都是轻盈温暖的液体,没有沿途积聚的泥沙的负担,也还不会凝结成四季不化的坚冰。
  每夜面对浩瀚(只有在这里我才敢于不怕自己落俗套地运用这个词)的星空,我就像面对真理;每日重见澄明蓝天,我就想立刻化为一棵冲天树或一座碉堡,不一定需要生命,只要永恒地与天交相辉映。我从复杂喧嚣流向简单宁静,却希望我的学生能成功地从简单宁静中逃离,他们并没有老,他们应该和我一样不甘心。


 
rir @ 2010-12-04 21:38

Without her, I would be a different man

Ancient peoples developed and ritualised mourning practices to express the shared grief of family and friends, and together show not fear or distaste for death, but respect for the dead one; and to give comfort to the living who will miss the deceased. I recall the ritual mourning when my maternal grandmother died some 75 years ago. For five nights the family would gather to sing her praises and wail and mourn at her departure, led by a practised professional mourner. Such rituals are no longer observed. My family’s sorrow is to be expressed in personal tributes to the matriarch of our family.

In October 2003 when she had her first stroke, we had a strong intimation of our mortality.

My wife and I have been together since 1947 for more than three quarters of our lives. My grief at her passing cannot be expressed in words. But today, when recounting our lives together, I would like to celebrate her life.

In our quiet moments, we would revisit our lives and times together. We had been most fortunate. At critical turning points in our lives, fortune favoured us.

As a young man with an interrupted education at Raffles College, and no steady job or profession, her parents did not look upon me as a desirable son-in-law. But she had faith in me. We had committed ourselves to each other. I decided to leave for England in September 1946 to read law, leaving her to return to Raffles College to try to win one of the two Queen’s Scholarships awarded yearly. We knew that only one Singaporean would be awarded. I had the resources, and sailed for England, and hoped that she would join me after winning the Queen’s Scholarship. If she did not win it, she would have to wait for me for three years.

In June the next year, 1947, she did win it. But the British colonial office could not get her a place in Cambridge.

Through Chief Clerk of Fitzwilliam, I discovered that my Censor at Fitzwilliam, Mr W S Thatcher, was a good friend of the Mistress of Girton, Ms Butler. He gave me a letter of introduction to the Mistress. She received me and I assured her that Choo would most likely take a “First”, because she was the better student when we both were at Raffles College. I had come up late by one term to Cambridge, yet passed my first year qualifying examination with a class 1. She studied Choo’s academic record and decided to admit her in October that same year, 1947.

We have kept each other company ever since. We married privately in December 1947 at Stratford-upon-Avon. At Cambridge, we both put in our best efforts. She took a first in two years in Law Tripos II. I took a double first, and a starred first for the finals, but in three years. We did not disappoint our tutors. Our Cambridge Firsts gave us a good start in life. Returning to Singapore, we both were taken on as legal assistants in Laycock and Ong, a thriving law firm in Malacca Street. Then we married officially a second time that September 1950 to please our parents and friends. She practised conveyancing and draftsmanship, I did litigation.

In February 1952, our first son Hsien Loong was born. She took maternity leave for a year. That February, I was asked by John Laycock, the Senior Partner, to take up the case of the Postal and Telecommunications Uniformed Staff Union, the postmen’s union. They were negotiating with the government for better terms and conditions of service. Negotiations were deadlocked and they decided to go on strike. It was a battle for public support. I was able to put across the reasonableness of their case through the press and radio. After a fortnight, they won concessions from the government. Choo, who was at home on maternity leave, pencilled through my draft statements, making them simple and clear.

Over the years, she influenced my writing style. Now I write in short sentences, in the active voice. We gradually influenced each other’s ways and habits as we adjusted and accommodated each other. We knew that we could not stay starry-eyed lovers all our lives; that life was an on-going challenge with new problems to resolve and manage.

We had two more children, Wei Ling in 1955 and Hsien Yang in 1957. She brought them up to be well-behaved, polite, considerate and never to throw their weight as the prime minister’s children. As a lawyer, she earned enough, to free me from worries about the future of our children.

She saw the price I paid for not having mastered Mandarin when I was young. We decided to send all three children to Chinese kindergarten and schools. She made sure they learned English and Malay well at home. Her nurturing has equipped them for life in a multi-lingual region.

We never argued over the upbringing of our children, nor over financial matters. Our earnings and assets were jointly held. We were each other’s confidant.

She had simple pleasures. We would walk around the Istana gardens in the evening, and I hit golf balls to relax. Later, when we had grandchildren, she would take them to feed the fish and the swans in the Istana ponds. Then we would swim. She was interested in her surroundings, for instance, that many bird varieties were pushed out by mynahs and crows eating up the insects and vegetation. She discovered the curator of the gardens had cleared wild grasses and swing fogged for mosquitoes, killing off insects they fed on. She stopped this and the bird varieties returned. She surrounded the swimming pool with free flowering scented flowers and derived great pleasure smelling them as she swam. She knew each flower by its popular and botanical names. She had an enormous capacity for words.

She had majored in English literature at Raffles College and was a voracious reader, from Jane Austen to JRR Tolkien, from Thucydides’ The Peloponnesian Wars to Virgil’s Aeneid, to The Oxford Companion to Food, and Seafood of Southeast Asia, to Roadside Trees of Malaya, and Birds of Singapore.

She helped me draft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PAP. For the inaugural meeting at Victoria Memorial Hall on 4 November 1954, she gathered the wives of the founder members to sew rosettes for those who were going on stage. In my first election for Tanjong Pagar, our home in Oxley Road, became the HQ to assign cars provided by my supporters to ferry voters to the polling booth. She warned me that I could not trust my new found associates, the left-wing trade unionists led by Lim Chin Siong. She was furious that he never sent their high school student helpers to canvass for me in Tanjong Pagar, yet demanded the use of cars provided by my supporters to ferry my Tanjong Pagar voters. She had an uncanny ability to read the character of a person. She would sometimes warn me to be careful of certain persons; often, she turned out to be right.

When we were about to join Malaysia, she told me that we would not succeed because the UMNO Malay leaders had such different lifestyles and because their politics were communally-based, on race and religion. I replied that we had to make it work as there was no better choice. But she was right. We were asked to leave Malaysia before two years.

When separation was imminent, Eddie Barker, as Law Minister, drew up the draft legislation for the separation. But he did not include an undertaking by the Federation Government to guarantee the observance of the two water agreements between the PUB and the Johor state government. I asked Choo to include this. She drafted the undertaking as part of the constitutional amendment of the Federation of Malaysia Constitution itself. She was precise and meticulous in her choice of words. The amendment statute was annexed to the Separation Agreement, which we then registered with the United Nations. The then Commonwealth Secretary Arthur Bottomley said that if other federations were to separate, he hoped they would do it as professionally as Singapore and Malaysia. It was a compliment to Eddie’s and Choo’s professional skills. Each time Malaysian Malay leaders threatened to cut off our water supply, I was reassured that this clear and solemn international undertaking by the Malaysian government in its Constitution will get us a ruling by the UNSC (United Nations Security Council).

After her first stroke, she lost her left field of vision. This slowed down her reading. She learned to cope, reading with the help of a ruler. She swam every evening and kept fit. She continued to travel with me, and stayed active despite the stroke. She stayed in touch with her family and old friends. She listened to her collection of CDs, mostly classical, plus some golden oldies. She jocularly divided her life into “before stroke” and “after stroke”, like BC and AD.

She was friendly and considerate to all associated with her. She would banter with her WSOs (woman security officers) and correct their English grammar and pronunciation in a friendly and cheerful way. Her former WSOs visited her when she was at NNI. I thank them all. (Listed in Appendix A)

Her second stroke on 12 May 2008 was more disabling. I encouraged and cheered her on, helped by a magnificent team of doctors, surgeons, therapists and nurses. (Listed in Appendix B.)

Her nurses, WSOs and maids all grew fond of her because she was warm and considerate. When she coughed, she would take her small pillow to cover her mouth because she worried for them and did not want to infect them.

Her mind remained clear but her voice became weaker. When I kissed her on her cheek, she told me not to come too close to her in case I caught her pneumonia. I assured her that the doctors did not think that was likely because I was active. When given some peaches in hospital, she asked the maid to take one home for my lunch. I was at the centre of her life.

On 24 June 2008, a CT scan revealed another bleed again on the right side of her brain. There was not much more that medicine or surgery could do except to keep her comfortable.

I brought her home on 3 July 2008. The doctors expected her to last a few weeks. She lived till 2nd October, 2 years and 3 months. She remained lucid. They gave time for me and my children to come to terms with the inevitable. In the final few months, her faculties declined. She could not speak but her cognition remained. She looked forward to have me talk to her every evening.

Her last wish she shared with me was to enjoin our children to have our ashes placed together, as we were in life.

The last two years of her life were the most difficult. She was bed-ridden after small successive strokes; she could not speak but she was still cognisant. Every night she would wait for me to sit by her to tell her of my day’s activities and to read her favourite poems. Then she would sleep.

I have precious memories of our 63 years together. Without her, I would be a different man, with a different life. She devoted herself to me and our children. She was always there when I needed her. She has lived a life full of warmth and meaning.

I should find solace at her 89 years of her life well lived. But at this moment of the final parting, my heart is heavy with sadness.

(by Minister Mentor Lee Kuan Yew, Oct 6, 2010)

 

没有她,我会是个不同的人

古人建立了哀悼的仪式,让家人和朋友表达共有的悲伤,并不对死亡表示畏惧或厌恶,而是对死者的尊敬,及安慰将会想念往生者的还活着的人。我想起了我外婆在约75年前逝世时的哀悼仪式。一连五个晚上,家人聚在一起赞扬她,并在一个专业送葬人的领导下,对她的去世嚎啕和哀悼。人们已经不再遵守这样的仪式。我们的悲伤将以个人对家里的女家长的悼念来表达。

在2003年10月当她首次中风时,我们强烈地感受到人总要面对死亡。

我和妻子自1947年便在一起,超过了我们四分之三的人生。我对她逝世的悲伤非言词所能表达。但今天,回想起我们共度的日子,我要选择歌颂她的人生。

在我们安静的时刻,我们会重温我们的生活和在一起的日子。我们是幸福的。在我们生命的重要转折点,我们得到命运的眷顾。

我是个在前莱佛士学院(Raffles College)的教育被中断的年轻人,没有固定的工作或专长。她的父母并不认为我是合适的女婿。但是她对我有信心。我们相互许下了承诺。

我在1946年9月决定到英国修读法律,她则回到前莱佛士学院,尝试争取每年只颁发两份的女皇奖学金。我们知道只有一名新加坡人能够获得奖学金。我有了所需的资源,因此便乘船前往英国,并希望她在得到奖学金后可以和我会合。如果得不到奖学金,她必须等我三年。

在隔年,也就是1947年6月,她获得了奖学金。但英国殖民地政府却不能为她在剑桥找到一个学位。

通过菲茨威廉学院(Fitzwilliam)的主管书记,我得知我的学监威廉·撒切尔(W S Thatcher)是格顿学院女院长(Mistress of Girton)巴特勒小姐的好朋友。他给我一封介绍信。巴特勒接见了我,我向她保证芝大概会考获“一等荣誉学位”,因为她在前莱佛士学院的表现比我杰出。我到剑桥时迟了一个学期,却以一等的成绩通过第一年的资格考试。她查核了芝的考试成绩,决定在同年10月让她入学。

我们之后便一直相伴。我们在1947年12月于史特拉福(Stratford-upon-Avon)秘密结婚。在剑桥,我们两人都全力以赴。她用了两年时间,考获法科双重第一荣誉学位。我也获得双重第一荣誉学位,名列榜首,但却用了三年时间。我们没有让导师失望。我们的第一荣誉学位让我们在生活上有了好的起步。回到新加坡后,我们同时在马六甲街生意源源不断的黎觉与王律师馆(Laycock & Ong)获得法律助理的职位。然后,为了让父母和朋友满意,我们在1950年9月第二次正式结婚。她从事产权转让和法律起草事务,我则从事诉讼。

我们的大儿子李显龙在1952年2月出生。她拿了一年的产假。同月,律师馆的高级合伙人黎觉,要我处理邮电制服职工联合会的案子。他们正同政府谈判更好的雇佣条件。谈判陷入僵局,他们决定罢工。这是场争取公众支持的战斗。我成功地通过报章和电台,传达了他们的要求的合理性。两个星期后,他们争取到政府的让步。因产假留在家中的芝,改进了我草拟的声明,让它们更简单和清楚。

这些年来,她影响了我的书写方式。现在。我使用简短的句子和主动的语气。在我们彼此适应和包容的同时,我们逐渐影响对方的方式和习惯。我们知道我们不能一直停留在不切实际的恋人的阶段,生活是永无休止的挑战,不断有新的问题需要解决和处理。

我们有了多两个孩子。玮玲在1955年出生,显扬则在1957年出生。在她的教导下,他们行为端正、有礼和能够体谅他人,从不因为父亲是总理而仗势欺人。身为律师,她有足够的收入,让我不用为孩子的将来操心。

她看到我在年轻时没有掌握华语所付出的代价。我们决定把三个孩子都送到华文幼稚园和学校。她确保他们在家里学好英文和马来文。她的培养,为他们在一个多语文的区域生活作好准备。

我们从不因为孩子的养育或钱财上的问题争吵。我们的收入和资产平均拥有。我们是彼此的知己。

她的生活乐趣很简单。我们在黄昏时在总统府的花园漫步,我也打高尔夫球来松懈心情。有了孙子女后,她会带他们到总统府内的池塘喂鱼和天鹅。然后,我们便游泳。她对周遭的环境很感兴趣,比如,许多不同种类的鸟被吃昆虫和植物的八哥和乌鸦赶走了。她发现花园的管理员清除杂草,也喷洒杀虫剂控制蚊子,因此消灭了鸟儿进食的昆虫。她阻止管理员这么做后,那些鸟儿便飞回来了。她把绽放香味的花朵放在游泳池四周,一边游泳一边闻花香让她开心不已。她知道每一种花的一般名称和学名。她对词汇有巨大的吸收能力。

她在前莱佛士学院就读时主修英国文学,并大量地阅读,包括简·奥斯丁(Jane Austen)和托尔金(JRR Tolkien)的著作、修昔底德(Thucydides)的《伯罗奔尼撒战争》(The Peloponnesian Wars)和维吉尔(Virgil)的《埃涅阿斯纪》(Aeneid),还有《牛津食品指南》(The Oxford Companion to Food)、《东南亚的海鲜》(Seafood of Southeast Asia)、《马来亚路边常见树木》(Roadside Trees of Malaya)和《新加坡鸟类》(Birds of Singapore)。

她协助我草拟人民行动党的党章。在1954年11月4日于维多利亚纪念堂召开的首次会议,她召集了创党成员的妻子,为要上台的人缝制徽章。我第一次在丹戎巴葛竞选时,我们在欧思礼路的住家,成为分配由支持者提供的车辆载送选民到投票站的总部。她警告我不可以相信我的新伙伴,也就是由林清祥领导的左派工会人士。对林清祥从未派他们的中学生助手到丹戎巴葛为我助选,却要求使用我的支持者提供来载送丹戎巴葛选民的车辆,她感到愤怒。她有辨识一个人的性格的特殊能力。有时候,她会警告我提防某些人,结果证明她通常是对的。

当我们快要加入马来西亚时,她告诉我我们不会成功,因为巫统的马来领导人有全然不同的生活方式,他们的政治也是以种族和宗教为根本的。我回答说我们必须取得成功,因为我们没有更好的选择。然而,她是对的。我们还不到两年就被迫脱离马来西亚。

当分离近在眉睫时,律政部长巴克负责草拟相关的法律条文。但他没有纳入联邦政府保证遵守公用事业局和柔佛州政府之间的两项水供协定的承诺。我请芝把这加进去。她草拟了这项承诺,作为马来西亚联邦修正宪法的一部分。她用词精准和严谨。这项修正条文成为分离协议的附录,我们并在联合国把它记录在案。

当时的共和联邦大臣亚瑟·巴谭里(Commonwealth Secretary Arthur Bottomley)表示,如果其他联邦要分离,他希望他们的作法能够像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一样有条理。这是对巴克和芝的专业水平的赞赏。每次马来西亚的马来领导人恫言切断水供,这个马来西亚政府在宪法里作出的清楚和庄严的承诺都会让我感到放心,因为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会站在我们这一边。

第一次中风后,她失去了左边的视野。这影响了她的阅读速度。她学习适应,以一把尺来帮助她阅读。她每天傍晚都游泳,并保持健康。她继续陪我出国,中风后仍维持活跃。她同家人和老朋友保持联系。她听她所收藏的音乐光碟,主要是古典音乐,加上一些经典金曲。她幽默地把生活分成“中风前”和“中风后”,就像“公元前”和“公元后”。

她对同她有交往的人都很友好和关切。她同她的女性保安人员谈笑,并以友善和开朗的方式纠正她们的英文文法和发音。她在国立脑神经医学院时,这些前保安人员前去探访她。我在这里感谢她们。(附录A)

2008年5月12日的第二次中风对她的健康影响更大。在一组杰出的医生、外科医生、治疗师和护士的帮助下(附录B),我鼓励她和为她打气。

她的护士、保安人员和女佣,都因为她的热情和体贴而非常喜欢她。她咳嗽时会用小枕头掩着嘴巴,她担心她们会受到感染。

她的头脑还是清醒的,但声音却变微弱了。我吻她的面颊时,她叫我不要太靠近她,以免感染到她的肺炎。我告诉她不用担心,我的生活活跃,医生说不太可能受到感染。在医院里收到一些桃子后,她吩咐女佣带一个回家让我在午餐时吃。我是她的生活的中心。

2008年6月24日的电脑断层扫描显示,她的右脑再次出血。药物和手术已经没有多大的作用,只能尽量让她感到舒适。

我在2008年7月3日把她带回家。医生估计她只能支撑几个星期。她却在两年三个月后的10月2日才逝世。

她保持清醒。这段时间让我和孩子逐渐接受不可避免的事实。在最后的几个月,她的功能衰退,她不能说话但仍然清醒。她每晚都期待我跟她讲话。

她告诉我她的最后愿望,是吩咐孩子把我们的骨灰放在一起,就像我们生前不分开一样。

她最后两年的生活是最艰难的。在接连的小中风后她卧床不起。她不能说话,但还是清醒的。每晚,她都会等我坐在她身边,告诉她我今天做了些什么和唸她最喜欢的诗。然后,她才会安睡。

对我们在一起的63年,我有珍贵的回忆。没有她,我会是个不同的人,过着完全不同的生活。她为我和我们的孩子奉献一生。我需要她的时候她总是在我身边。她度过了充满温暖和意义的一生。

我应该从她有意义的89年生命中得到安慰。但在这最后告别的时刻,我的心是充满悲伤的。

(作者:资政李光耀 2010年10月6日  译文来源:《联合早报》)



 
rir @ 2010-07-23 22:39

‘自以为是的愤怒的和心底的无能为力都是懦弱的结果。’


 
rir @ 2010-02-18 13:19




 
rir @ 2010-02-09 21:59

 人与人之间掺杂了太多微妙的元素,一件件的去分析,那只能称之为聪明。
太近而彼此伤害,太远而彼此疏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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